全球氣候加速器與金融加速器有何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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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所共同具有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它們都會破壞反饋回路的穩(wěn)定性。新經濟思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米爾鮑爾（John Muellbauer）和簡妮·阿倫（Janine Aron）在近期發(fā)表的一篇關于這兩者關系的文章中對這些高度非線性的過程進行了辨析與比較，以詳細闡明氣候加速器與金融加速器的性質及兩者間所具有的長期聯系，為應對當前及未來的相關風險與挑戰(zhàn)提供了借鑒。我們對該文進行了編譯，供參考。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0放_交-易=網 t an pa ifa ng . c om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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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臨著一場氣候危機：世界正在以極其危險的速度接近一個災難性的轉折點，到那時全球氣候將發(fā)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全球氣候加速器和金融加速器（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發(fā)揮作用的全球金融加速器）都高度具有非線性反饋回路的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房地產價格不斷下跌所造成的影響在金融體系內，以及在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相互作用中被放大，從而導致價格的進一步崩潰。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大蕭條時期出現了股市下跌、房屋建筑商破產、眾多房屋喪失贖回權，以及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倒閉，類似的轉折點和瀑布效應也存在于氣候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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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危機的共同點之一是，特殊利益和游說活動會導致腐敗，從而損害監(jiān)管體系的功能，以及幫助傳播具有破壞性的扭曲事實。共同點之二是，就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碳排放量而言，全球最富有的國家都為之做出了最大的貢獻（Chancel and Pikett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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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危機之間也存在著顯著差異。即使沒有政策干預，房地產價格也存在一個底線，因為低水平的價格最終會帶動住房需求作出反應。然而，如果沒有政策干預，全球氣溫本身并不存在一個能夠符合大多數人類合理生存前景的自然上限。第二個不同之處在于（影響持續(xù)的）時間尺度——金融加速器所產生的影響僅需以月計數；氣候加速器所造成的影響則將持續(xù)幾十年，而由于溫室氣體存量將持續(xù)存在，因此氣候加速器的實際影響可能會綿延幾個世紀。鑒于此，政策制定者在氣候行動上的短視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第三個不同之處在于影響的對象——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金融加速器的效應集中在富裕的金融化國家；氣候加速器則會產生全球性的效應，并且就中期而言會對許多貧困國家造成最為嚴重的影響（Cruz and Rossi-Hansber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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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至今普遍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前和發(fā)生期間，人們并沒有很好地理解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之間的這種具有高度非線性和不穩(wěn)定性的聯系。然而，這些非線性聯系在當前的政策模型中仍然沒有被納入考慮。這是一個迫切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經濟學家所設計的氣候模型之中，這些模型中同樣需要納入金融和氣候相關的非線性因素。即使沒有具體的政策模型，政策制定者也需要理解這些雙重非線性問題的根本性質。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0排0放^交-易=網 ta n pa i fa ng . co m

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后果不僅讓人們的注意力離開了應對氣候問題時所需的關鍵性緩解政策，也推遲了為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必要行動。在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08）曾寫道：“氣候變化是一種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的全球外部因素，也是當今世界需要用集體行動來解決的最大的問題之一……若我們能確保制定出良好的緩解政策，那么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成本就可以得到控制。關鍵在于，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可持續(xù)的框架，并為實現國家的廣泛參與提供激勵。”然而，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地削弱了用于“綠色化”的財政能力。政府花重金救銀行家于水火之中，而這些銀行家卻選擇了保全自己的養(yǎng)老金和獎金，讓大量群眾去承受高失業(yè)率、收入損失，甚至是流離失所的沖擊。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的名譽因此受損，而這反過來推動了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或基于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nationalistic populism）的興起。至此，對于應對氣候問題而言至關重要的集體行動被限制。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n g.com

1、全球氣候加速器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 om

全球氣候加速器（global climate accelerator）：溫室氣體的積累導致全球氣溫升高，進而導致更多的碳排放和更高的氣溫，最終使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qū)不適合人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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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系統正在受到反饋回路不斷擴增的影響?；剂系氖褂?、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過程和集約化畜牧業(yè)中釋放的甲烷——這些行為和商業(yè)模式都產生并積累了大量溫室氣體，而溫室氣體積累這一現象本身就會導致進一步的升溫，并造成更多的碳排放。當我們突破不同的平衡點時，就會迎來新的會增加出現不可逆轉的改變的可能性，而針對每一個平衡點和每一種可能性，目前同樣存在一些能夠產生相對具有規(guī)模性的碳抵消或穩(wěn)定的方式（表1）。更糟糕的生態(tài)平衡狀態(tài)可能會導致大量物種滅絕、海平面顯著上升和其他生態(tài)災難（Hendry 2014, Lenton et al. 2019, IPCC 2021,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Programme 2021）。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所發(fā)布的每一份報告都描繪了一幅更加令人不安的圖景，以期能夠讓人們知道危險距離我們有多近（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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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金融進入加速器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_交^易=網 tan pa i fa ng . c om

近期一項有關于國際房價周期的調查解釋了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之間的雙向作用所構建的復雜的互動體系。圖2呈現了次貸危機期間美國房價受到了來自哪些方面的負面沖擊，而這些沖擊的力度也因重要的非線性因素而被極大地放大。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0排0放^交-易=網 ta n pa i fa ng . co m

圖2的左半部分（藍色圓圈）描繪了房價下跌如何影響實體經濟，并最終將影響傳遞回房價的過程；右半部分（黃色矩形）則描繪了金融部門中所發(fā)生的相似傳遞過程。圖中也標明了各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右下角黃色矩形中包含的四個平級傳遞表明，信貸條件會影響房地產需求、建筑、消費這三個實體經濟部門，但同時也會直接對GDP產生影響。實體經濟部門對房價的影響傳遞由向上的紅色箭頭表示。房價沖擊的擴增既可能發(fā)生在金融部門內部（通過傳染效應），也可能發(fā)生在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

鑒于脆弱的金融基本面，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于估值過高的房地產市場的瓦解。這一體系的杠桿率過高且貸款質量較差，這部分是由于兩項放松管制措施的推行。放松管制措施和積極的經濟信號推動了房價強勢上漲的現象，購房者則根據所觀察到的信息進行決策，兩者的結合便導致房價估值越來越高，而家庭債務水平的上升則使購房者的經濟情況更加脆弱。

杜卡等人在2021年發(fā)布的文章中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各方面發(fā)生的情況、反饋和潛在擴增效應進行了充分的分析（Duca et al. 2021）。表2羅列了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金融加速器的傳導機制，也概括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情況，以展示隨著時間推移，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各類制度和監(jiān)管的差異會如何影響傳播與擴增的程度。對于表2中提及的存在于消費和房價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在實際生活中也有相當多的微觀和宏觀證據可以為此提供印證。 夲呅內傛萊源?。骇鎲┨?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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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的經濟政策模型所具有的弱點

在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以前，新凱恩斯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NK-DSGE）模型引導著宏觀經濟決策和思考，但是它們在危機期間則徹底失效。NK-DSGE模型基于線性推理和長期穩(wěn)定平衡假設，忽略了協調失敗——尤其是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的協調失敗。因此，事實證明NK-DSGE模型對于金融穩(wěn)定性的理解是有不足的，不具備足夠的“動態(tài)”性，并且對現實世界的滯后結構存在誤解。NK-DSGE模型幾乎不具備“隨機”性，因為就概率分布而言，它們既缺乏根本的不確定性（時間維度），也缺乏異質性（橫截面維度）（Muellbauer 2010，2018）。然而，潛在的非線性和結構突變使根本的不確定性變得極為普遍，這就使NK-DSGE模型中的關鍵假設——“理性”預期和跨期優(yōu)化，認為所有經濟主體共享同一穩(wěn)定經濟模型——的相關性被削弱（Hendry and Mizon 2014）。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排.放_交^易=網 t a n pa ifa ng .c om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和地區(qū)央行更多地依賴于半結構性模型，如美聯儲的FRB-US模型。這些模型建立在不那么不切實際的假設基礎之上，并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讓數據“說話”。然而，信貸轉移和房地產價格的傳導渠道在這些模型的家庭部門中仍未被充分代表（Muellbauer 2020）。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4、試圖納入氣候因素的經濟模型所具有的弱點

奧斯瓦爾德和斯特恩在2019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學院派經濟學家們正在讓世界失望”（Oswald and Stern 2019），而大多數頂級期刊卻忽視或曲解了這一問題。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a np ai fan g.com

弗蘭塔在2021年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一群有影響力的經濟顧問所產生的破壞性作用（Franta 2021）。這些顧問從1990年代到2010年代受雇于化石燃料行業(yè)，為該行業(yè)估算各類氣候政策提案的經濟成本。弗蘭塔認為，就削弱美國幾十年來所提出的許多重大氣候政策（包括碳定價和參與國際氣候協議）而言，這些經濟顧問的工作“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不幸的是，綜合評估模型（IAMs,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中所使用的保守假設受到了他們的影響。這些模型試圖將氣候科學與經濟模型相結合，以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并計算碳的社會成本（例如Nordhaus 1991, 1992）。綜合評估模型的結果受兩個關鍵假設決定：社會貼現率和GDP對于氣候問題的敏感性（例如GDP因氣溫上升及相關生態(tài)后果而受到的損失）（Pindyck 2017）。若將社會貼現率假定為3%的低水平，且假設溫度與GDP呈線性關系，那么即使全球平均氣溫上升5℃也不會對GDP造成太大的影響。依據該假定，綜合評估模型所得出的碳的社會成本預估是11美元（Nordhaus 2011），這與斯特恩在2007年發(fā)表的文章中所得出的超過200美元（Stern 2007）形成了強烈對比。斯特恩在2013年發(fā)表的文章中強調，許多綜合評估模型所具有的共同特點是，忽略（或低估）全球氣候加速器的非線性性質所產生的潛在災難性后果（Stern 2013）。對于切實估算碳排放的社會成本而言，包容性至關重要。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綜合評估模型所具有的其他問題也反映出了經濟政策模型所具有的問題，包括忽略了交互效應和根本的不確定性，以及當實踐中存在很大的異質性時仍使用理性（與模型一致的）預期和代表性主體的假設（Farmer et al. 2015, Hepburn and Farmer 2020, Asefi-Najafabady et al. 2021）。許多綜合評估模型忽略了存在于氣候與人類系統之間的反饋回路，只納入了一些瑣碎因素。

就應對氣候變化對金融穩(wěn)定造成的影響而言，各國和地區(qū)央行的行動遲緩。2017年，108家央行和監(jiān)管機構加入了綠色金融網絡（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氣候變化對資產和財產造成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以及貿易和生產中斷造成的收入減少都將影響金融穩(wěn)定。這些風險都經過了氣候壓力測試的評估，調整了信息披露要求和指南，制定了新的風險權重和資本要求，并與貨幣政策工具相匹配（例如對氣候風險的抵押品進行微調）（Loyttyniemi 2021,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2019，Bolton et al. 2020）。各國和地區(qū)央行已開始將氣候特征納入宏觀經濟模型（ECB 2021），并且其中一些模型的優(yōu)化與成果將被證明與當前的預測和政策模擬有關。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網-tan pai fang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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